近日發生了重大的不幸社會事件
http://udn.com/NEWS/SOCIETY/SOC1/7510471.shtml
被懷疑為是所謂的“夢遊殺人”
確實，新聞所指的藥物，這幾年來時常引起社會關注
甚至引起了監察委員的注意，調察之後對衛生單位提出糾正
也連帶使得醫療單位為了回應行政機關的管制措施，而因此雞飛狗跳
而此類的新聞，就更是雪上加霜，幾乎讓大眾對這類藥物產生了十萬不赦的壞印象
但…這類的法庭辯護的方向，真的有如一般所想像的那麼容易？
由於這類的關注在國外亦同樣受到注意
因此2011年12月出版的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就有研究以此方面的議題，做了深入的探討
http://www.jaapl.org/content/39/4/535.full
作者搜尋了Lexis-Nexis 資料庫，這個資料庫包含新聞、商業、法律、醫學、參考類；
其中法律類非常豐富，包括美國聯邦法庭判例、聯邦與州的法律審理案件、
各州高等法院和上訴判決案例、聯邦法規、聯邦條例、各州法規，
歐盟法律、稅法、全球法律公司介紹…等。
搜尋到2010年1月為止，共有28個和zolpidem相關的案件，
其中刑事相關的有7個暴力案件、10個駕駛意外、1個性侵、2個謊報，
在這些案子裡，都是試圖用“使用zolpidem降低刑事責任能力來做辯護。
其它的則包括兩個想改變辯護請求的案子，三個僱用糾紛，還有兩個控告藥商的案子。
法庭訴訟過程中，有幾個重要的參考要項
一、非志願中毒的辯護（involuntary intoxication defense，
這個英文法律專有名詞不知該翻成什麼適當的中文法律名詞）：
這種辯護的重要前題是，必需證明個案在行為時，
心智狀態確實是受到藥物改變而無法覺察自己行為不對的地方，
還有此藥物是在個案不知道有這種效果的狀況下服用下去的。
通常酒、毒品是不適用這類defense，
因為法庭預設所有的人都該知道喝酒、用毒品會有改變心智狀態的不良影響。
在這種狀況下，處方藥就可能符合這個標準；
有時候個案沒辦法證明自己對於副作用完全不知情，
那有可能降級為voluntary intoxication defense 志願中毒的辯護，
這個沒辦法完全免掉刑責，但可以降低刑責…。
文中舉的例子是一位 Bingham v. State
州政府因為Bingham先生在家庭爭吵中時槍擊了自己妻子和繼子，
造成妻子死亡和繼子受傷被求刑1級謀殺和殺人未遂，
雖然Bingham先生說自己的行為是受zolpidem和其它藥物的影響，
但醫療記錄顯示醫師已經跟患者說過藥物副作用了，所以他不算 involuntary，
而且定罪的罪名是voluntary manslaughter，雖然等級下降，但仍認為兇手是有清楚犯意的。
二、可預見性（forseeability）：
法庭上的另一個重點，是用藥者對這個藥效的可預見性，
倒底個案對藥物影響的理解到什麼程度？
有時法庭會用“一般人應該要知道的程度”來要求個案。
文中舉一個常被引用的判例，一位Chaffey小姐吃了120顆alprazolam想自殺，
結果沒死還開車亂撞，雖然被判她並非有意去駕車，
但認為她應該要知道這樣亂吃藥會影響心智，也因此被定罪。
而此文舉的zolpidem個案，是一個叫Kelly的女警，
她晚上工作完後吃了好幾顆zolpidem，又刻意醒著打電動，
然後就開始沒有記憶的亂打電話報警，講一些有性暗示的話、謊報火災。
她在被革職的訴訟上就以zolpidem造成involuntary intoxication defense，
結果法庭判決雖然醫師沒有足夠的警告她相關的副作用，
但她明顯自行吃超量、而且“安眠藥就是要睡覺才吃的”，
意指她吃了藥還繼續打電動的行為不當，
再加上這位Kelly女警過去也有濫用zolpidem的病史，所以這個抗辯也完全沒被採納。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有時舉證者會因此有立場衝突，
因為個案有時會控告醫師沒有善盡說明的義務，因此當其它的案件在審理時，
醫師出來作證“有說明藥物作用”，這會讓involuntary defense失效時，
通常律師就會舉出醫師和被告有利益衝突，而證詞難以被採信。
因此這時候就需要其它的佐證來證明有跟個案說明過藥物副作用。
三、有使用zolpidem 的證明：
這點似乎只有在美國比較有意義，台灣除非酒駕意外送醫，
不然很少驗血中藥物濃度；如果沒有這類檢驗，即使在美國也只能依賴個案的陳述。
四、藥物改變心智狀態的證明：
這時專家證人的角色很重要，通常最倚重的也是精神科醫師，
但醫師的證言只是其中的一部份，有時還有可能因為過度推論而造成反效果。
另外專家證人之外的一些客觀證據，雖然難取得，
但其重要性有時不低在這方面不低於專家的證言。
在專家的過度推論上，例如文中所舉的 Gibson小姐控告zolpidem藥廠的案子，
Gibson小姐請的精神科醫師就做證說zolpidem有可能造成她的夢遊開車，
而且她開車時頭上戴髮捲、臉上敷面膜而且沒帶眼鏡，和她平常的行為不符，
並且還用文獻上的個案報告說這可能就是Gibson小姐的狀況；
但最後法官裁判是說專家的作證方式很可疑並且沒有科學基礎，
也沒有提供確切的睡眠醫學知識來證明Gibson小姐當時確實有心智狀態的問題，
最後判決是有利被告的藥廠。
而專家之外的證據，在 Hudson先生危險駕駛被警察攔下又襲警的訴訟案中，
就顯示出比專家證人還重要的地位。
雖然Hudson被攔下來後酒測值0.13，
但他說自己只記得晚上吃了一顆zolpidem，沒有任何飲酒的記憶，
而專家也做證認為Hudson先生的危險駕駛是因使用藥物導致，
但檢察官請事發時處理的護理師做證、也請警員來做證，
都顯示Hudson的表現更像一個酒醉開車的駕駛，而最後陪審團也因此判他全數罪名都成立。
五、可信度（Credibility）：
由於很多時候服藥者的心智狀態最後還是要由個案自己來陳述，
因此其本身的可信度就成為重點，
像維吉尼亞州的 Bradley案件，就因為個案用藥時的陳述和事後他在法庭上的陳述矛盾，
就被上訴法庭質疑其可信度。
另外還有一位Davidson先生槍殺前妻和其男友的案子，
也因為個案自己還是和前妻有來往且有人作證說Davidson宣稱過他想殺前妻的男友，
因此他本身對自己心智狀態陳述的可信度也因此受質疑，
最後陪審團判謀殺罪成立。
另外由於必需了解個案過去的行為模式，在一般審理過程中，
會因為沒有直接關聯而被排除的過去行為記錄，
就會在這樣的訴訟過程中特別被放進來做為重要的參考
由以上就可知，即使在“世界之大、無奇不有”的美國
這類用“夢遊犯罪”做理由脫罪的狀況，也幾乎是絕無僅有
所以一般人在看待這類社會新聞時，
最好還是要多提醒自己，媒體為了新聞搶眼，所陳報的多數是非常偏態的少數現象
若要將這樣的狀況當成是常態，那就等於拿著扭曲的哈哈鏡看世界
會很難看清楚世界的本質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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